2018年3月3日 星期六

我也想當好孩子

轉自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

文與圖 / 邱學慈


炎炎的夏日,蟬鳴鳥叫,燥熱的空氣裡沒有一丁點風,烘得人心浮氣燥。光是坐著不動,就能感受到前額的汗珠早已按捺不住,一滴滴順著臉龐滾落,每每滲進眼裡,就是一陣酸麻刺痛。

酷熱的陽光無情烤著這座位於山坡上、墳墓地旁的課輔班,塵土飛揚的簡陋操場上不見一絲生氣,只有那寫著「有教無類」的門聯紅得有些刺眼。

我輕輕推門,卻無奈窄門還是發出「嘎吱嘎吱」的呻吟。好不容易擠進門,轉身所見,竟是昏暗的擁擠空間,數十雙小眼睛好奇的打量。

「邱小姐嗎?妳好妳好,不好意思學生還在午休,我就沒開燈。」還沒等我回過神來,一道宏亮的嗓音就從角落的辦公桌後方傳來,想必就是掌管整間課輔班的主任了。

她一喊,才讓我注意到那角落的垃圾桶旁,還有一個小小的身影,瘦小的身軀隱身在一排巨大的垃圾桶之間,更顯嬌弱。滿身是汗的尼龍運動服像剛從水裡撈出來一般,半蹲的雙腿扎著搖搖晃晃的馬步,纖瘦的手臂吃力向前伸直。

「看什麼看!全部給我趴好睡覺!」那音量,連我也驚了一跳。所有「午休中」的孩子馬上把汗涔涔的腦袋黏回桌上,不到幾秒,就又從交疊的小手臂中探出頭來,打量著我這個外來客。

「吃個早餐吃到中午還沒吃完,該帶的藥又沒帶,成天給我找麻煩。」主任繞過那半蹲的孩子,微皺的眉宇間卡著某種說不出的無奈,「媽媽死了,阿嬤成天打牌不管他,爸爸工作忙只好把他送來這裡。」

「他的髮型好有創意,是一個箭頭耶。」急著想從凝固的氣氛中逃開,我生硬地轉移話題。目光落在那孩子剃得光溜溜的腦袋上,頭頂唯一有頭髮的部分,竟是一個有稜有角的箭頭圖案,煞是有趣。

「他爸爸幫他剃的頭,賤人理賤頭(箭頭)。」主任的話使我頓時語塞,尷尬的笑卡在嘴角,一時之間竟擠不出體面的回應。

主任說,箭頭(化名)在母親過世之後便長期由阿嬤隔代教養,日日被老人家栓在煙霧瀰漫的牌桌邊,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有多次逃家紀錄;後來父親再娶,箭頭就更不願意回家,常在外流連至深夜,三番兩次被警察拎回家去。

家裡沒人,倒是主任多次半夜衝去警局領孩子,屢屢把箭頭帶回自家公寓過夜。「他倒也聰明,長得也不差,很懂得在外面騙吃騙喝,從不讓自己餓肚子。」據說箭頭每次逃家,肚子餓了、身上又沒錢,就徘徊在便利商店門口,向往來的顧客哀求買一個15元的麵包給他吃。

有時外面颳風下雨,箭頭放學後就躲進警衛室,等爸爸來接他,常常一待就待到半夜十一二點,就是不肯回家。

兇歸兇,卻反倒是主任一肩擔起嚴父、慈母兩個角色。「他爸沒辦法,就把他送來我這裡,」主任說,箭頭是個過動兒(注意力不足過動症,ADHD),剛上小學不久就開始服用中樞神經興奮劑(MPH),但家中沒人盯他吃藥,總是有一餐、沒一餐,狀況時好時壞,「沒吃藥就來亂。」

接下來與箭頭相處的時間裡,我確實感受到,他不是一個聽話好帶的孩子,但也絕不是笨孩子、更不是壞孩子。

在他受罰的那天下午,我瞥見主任桌上那張被沒收的小紙條,是箭頭寫給一個跟他一樣特殊的孩子,上面用鉛筆歪歪扭扭寫著:「只要你ㄩㄢˋ意跟我玩,我就跟你作ㄆㄥˊ友」。

只可惜這單純的心意還沒傳到對方手裡,就被扼殺了。

訪談的第二天,我開始試著陪箭頭寫功課,只見作業簿上一片鮮紅,全是老師的粗紅筆圈圈點點。仔細一看,原來是他不知該怎麼看時鐘。

於是,我脫下自己的手錶,拿給他玩。箭頭像是發現了什麼新玩具,立馬搶了過來,愛不釋手。趁他玩得開心,我便在他飛快轉動的時針、分針之間,一點一點教他看時鐘。剛開始,箭頭還有些回應,但不到幾分鐘又自顧自玩了起來,也不知有沒有聽懂。

或許是我急著看到「教學成果」,忽然從他手中抽走手錶,指著作業簿上的題目,幫箭頭來個臨時測驗──他竟是半題也答不出來,一心一意只企圖搶回我藏在背後的手錶!

「看到沒?沒用的!」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主任嚇了我一跳,「過動兒就是這個樣子。每次看到社會新聞上,有父母親氣到虐死小孩,我是一點都不覺得奇怪。」

我不知該說些什麼來反駁,但總覺得這話不太對勁。雖然可以體恤老師辛苦、家長無奈,但難道孩子不好教,就活該被這樣對待?

孩子在進入國小後被要求遵守規範,排隊就是其一。(圖非當事人)

「確實很多家長把ADHD的孩子送去偏鄉,以為那裡的教育會給孩子很多包容,讓孩子跑來跑去,其實大部分沒過多久就又逃回來,」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、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洪儷瑜指出,因為偏鄉師資良莠不齊、醫療資源不足,也沒有輔導室或資源班,孩子得不到適當的、結構性的協助,往往只能自己想辦法在夾縫中求生存,被霸凌的案例比比皆是。

ADHD孩子普遍過動又衝動,總是無法遵守團體規範,讓老師一個頭兩個大,加上常常與其他孩子打架鬧事,難以在團體中發展良好的關係。久而久之,伴隨而來的人際衝突、社交障礙、情緒問題,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斷遭遇挫折,後續引發的憂鬱症、焦慮症、強迫症、甚至思覺失調症(原稱「精神分裂症」)都大有人在﹝1﹞。

「你想像一下!如果你不管怎麼努力,都永遠被老師放在處罰的名單裡,永遠得不到乖寶寶章?」這讓我想到第一次買了兩支卡通鉛筆,獎勵箭頭準時完成作業時,他發狂般的驚喜和雀躍。

以國小一年級的孩童來說,那是一個小生命第一次被制度規範、被要求乖乖待在椅子上30分鐘不准亂動、被強迫專心完成一件事。看到箭頭扭動著身體、難以專注,我彷彿真的看到那些過動和衝動的因子在體內躁動不安,像個隨時都要炸開的小鞭炮。好不容易捱到點心時間,精力充沛的箭頭早已耐不住餓得咕咕叫的肚子,卻還得排完長長的隊伍才能飽餐一頓。

「老師!他插隊!」告狀的聲音傳來,全班都將目光投向一臉無辜的箭頭。在那一雙雙稚嫩的眼睛裡,我看到了赤裸裸的、毫無掩飾的責難、嫌惡、幸災樂禍和見怪不怪。接下來,一大串連珠炮似的訓話和吼叫,我就不贅述了。總之,箭頭失去了總算得以補充能量的小點心。

這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小一的孩子眼裡,看到超出他年紀該有的、認命的表情。那種無助、失神,卻沒有想要逃跑的動力──那是我在心理學實驗中看到的動物的眼神。

心理學家﹝2﹞把一隻幼犬關進通電的籠子裡。剛開始,牠會跳、會叫、會求助、會想逃離;但時間久了,牠發現所有的努力和掙扎都沒有用了,牠會怎麼做呢?

牠會趴在籠子裡,任由電流無止盡攻擊,放棄逃跑、也放棄求助。

那種東西,叫做「習得無助感」。而我在箭頭眼裡看到的,正是那隻幼犬趴在籠子裡的眼神。那是一種如同死灰般的認命。

「這些孩子無法等待、愛插隊,真的不是故意的!要他們等30秒,就像一般人等了30分鐘那麼難熬!」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高淑芬心疼說,ADHD的孩子不斷在學校、在家庭中被錯誤對待,好不容易進入醫療體系尋求協助,往往都已經需要接受心理治療。

宇寧身心診所院長吳佑佑表示,孩子被確診後,第一步就是要增進父母和老師的知能,「ADHD是疾病,不是不用功,更不是要存心氣死爸媽!」

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》(DSM-5),ADHD是腦部的神經傳導物質失衡,導致孩子過動、衝動、注意力不足等三項核心症狀。這是全世界皆極為常見的一種神經疾病,盛行率約5%至12%;臺灣兒童的罹患率約5%至7%﹝3﹞,但確診病例卻不到3%﹝4﹞。

「家長普遍不認為這是一種疾病,因為ADHD是儀器無法測量的,不像血壓計或X光一照就知道結果。」

依照ADHD的國際正式診斷標準,每個個案都需要經過兩種以上的情境觀察,由不同的觀察者填寫量表,排除環境因素,綜合評估孩子的身心狀況。「不然有些孩子可能真的會被誤診,」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傅如馨解釋,因為部分被轉介至精神科做鑑定的孩子,在臨床上發現有注意力不足及衝動的狀況,即開立診斷;但在後續的心理輔導中,才發現孩子根本就是在家庭暴力和不當管教的環境中成長,而表現出類似ADHD的症狀。

的確,精神科診斷不像物理性的檢查,抽一管血就一清二楚。如果只是依照外顯的行為做判斷,恐怕會忽略了藏在症狀背後的原因。

然而,以臺灣人普遍的就診經驗來說,我實在無法想像,如此縝密的評估判斷可以發生在健保給付的醫療中。或者說,我可以期待一個精神科醫生花多少時間在「確診」一個非自費的患者身上呢?


記者至某教學醫院的精神科門診,實際測量病患就診時間。

於是,2017年6月的一個星期四下午,我帶著我的碼錶,前往某教學醫院的精神科門診。那是一種讓人極度煩躁的人潮擁擠,迷宮似的走廊和指標,不知繞了幾大圈、撞了多少人的肩膀才終於擠到一位志工媽媽身邊。清楚的引導精準到讓我驚訝。

我依照她的指示,走到長廊的底端,發現天花板的建築材料改變了。從原本古色古香的磚瓦式拼貼,變成了金屬的過度反光。抬眼望去,竟能從冰冷的鋼鐵建材中,隱約反射出黑色的人影,扭曲著、變形著,卻活生生呈現。

一反剛才暈頭轉向的心煩氣躁,我現在每一根汗毛都直直聳立。隨著身邊走動的人愈來愈少,我愈走愈慢、愈走愈冷。終於繞過一整排金屬長廊,來到精神科門診的候診廳。

眼前的景象卻出乎我意料,精神科候診廳裡的每個人,都「正常」到讓我訝異。這裡沒有人裹著繃帶,沒有人蓬頭垢面,更沒有人像是需要被狗鍊拴起來般的失控或「腦袋有病」。他們似乎比這間醫院裡的其他任何人都來得更安靜、更文明。有人滑著手機、有人翻著小說、也有人像我一樣好奇東張西望。

這種「正常」,讓我對於自己剛剛的「毛骨悚然」和「小心翼翼」覺得愧疚至極。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:他們為何需要被安置在金屬長廊的另一端,與其他「正常人」隔離呢?

我們這些「正常人」,究竟在害怕什麼?

「叮咚──」診間跳號的紅燈亮起,將我散亂的思緒捉回。我按下碼錶,想看看一位精神科醫師,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,來理解一個「被百年樹人」的、活生生的個體。

下午13:28,第1位患者進入診間;
下午18:57,第25位患者走出診間。
總計329分鐘,平均每一位患者的看診時間為13分9.6秒。

教學醫院也許不能反映通貌。於是,我一週後又帶著碼錶,到了台北某市立醫院的精神科門診。

下午14:00,第1位患者進入診間;
下午16:04,第17位患者走出診間。
總計124分鐘,平均每一位患者的看診時間為7分17.4秒。

候診廳裡人來人往,我默默壓著碼錶。這裡的每個人都好不容易。

臺灣的健保給付普遍低落,平均每一位患者的健保給付僅200至300元新台幣﹝5﹞,愈是小型的醫院,就愈是不允許醫師花費太多時間在同一位患者身上﹝6﹞。

「就算我們自己不在意收入,醫院也很難請這方面的醫師,畢竟請一個就賠一個,」高淑芬一天工作16個小時,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全都是賠錢生意,「我們精神科再怎麼壓縮,也不可能像耳鼻喉科那樣,進來兩分鐘就出去。」

大人的世界我弄不明白,但我只想被好好對待


健保不斷剝削醫療人員的專業和血汗,在不斷壓縮的分秒之間,導致家長極度不信任醫師診斷、更拒絕早在1950年就被國際間普遍認證的藥物治療。但在大人世界裡你爭我奪,犧牲掉的,還是孩子。

據統計﹝7﹞,經學校老師轉介的孩子中,只有20%至25%的家長願意帶孩子尋求醫療協助;即使醫生確立診斷,同意服藥的比例也僅有六成;最後就算真的拿藥回家,願意讓孩子把藥吃下肚的,也只有三分之一!

「臺灣的診斷技術在亞洲的排名是非常前面的,但家長還是不信任臺灣的醫療。」洪儷瑜回想起來相當無奈,曾有家長被導師暗示「是否考慮接受診斷」,就把老師臭罵一頓,憤而將孩子帶去美國,「最後還是一樣被學校退貨,ADHD走到全世界都一樣是ADHD,為什麼一定要到美國才肯乖乖吃藥?」

世界上對ADHD已有相當完整的研究和療法,目前有七至八成的患者可從藥物當中獲得協助﹝8﹞。且從腦部影像研究中可以發現,MPH可活化原本功能低下的某些腦區域﹝9﹞。但臺灣的家長普遍排斥藥物治療,往往一拖再拖。

藥物並不是要讓一個吵吵鬧鬧的瘋孩子安靜下來,而是幫助孩子與同儕、老師較合理互動,並進行後續學習。就像是給一個重度近視的人戴上眼鏡,幫助他頭腦清醒理解世界、聽懂父母和老師的教導,讓他知道「原來我也可以當個好孩子!」

孩子從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,發展對自我的概念。(圖非當事人)

我曾經問過箭頭,到底喜不喜歡吃藥。他說,藥物有怪味道,還會肚子痛,不喜歡。「可是只有我吃藥的時候,老師才會覺得我很棒。」箭頭指著聯絡簿上幾個藍色的乖寶寶章,笑瞇瞇的小眼睛擠成兩彎月牙,「再兩個,我就可以拿到一張『免作業卡』了!」

「藥物可以提供孩子平等的成功機會。」但家長往往擔心標籤化、藥物副作用,而忽略孩子的心理健康,洪儷瑜常跟悔不當初的家長說:「你欠你的孩子一個青春!」孩子的學習低成就、人際衝突造成自我價值低落,上了國中課業愈來愈難、家長愈逼愈緊,又被送去補習班、禮儀班、才藝班,「得憂鬱症和長不高,到底哪個重要?」

「孩子被標籤化,其實跟吃藥沒關係,」台北市某國小資源班陳老師補充,孩子被貼標籤往往是他自己團體中的不當行為導致,其他學生「趨吉避凶」當然不願意跟他玩,「家長排斥吃藥,害得孩子與同學衝突不斷、又常挨老師罵,常常被送學務處、輔導室,才真的會被排擠!」

陳老師回想12年的特教經驗,淡淡說:「進來資源班的孩子,幾乎都出不去,一待就是六年。除非家長同意用藥物提供協助。」

曾經有個六年級的孩子情緒失控,對資源班老師拍桌子怒吼:「你以為我想要待在這裡嗎?」吼完就崩潰嚎啕大哭,撕心裂肺般,最好把身上所有多餘的精力統統都哭掉!

多麼像那隻還在亂跳亂叫的小幼犬,用僅存的力氣在通電的籠子中大聲求救。不知道他還可以撐多久,但我只知道,他是被心理學家丟到大人世界裡做實驗的孩子──在錯誤的環境中,被錯誤對待著。

「大眼睛,看老師;小嘴巴,閉起來。」單一的口訣不斷重複,禁錮著一個個活蹦亂跳的小生命,喃喃像咒語般傳來。

資源班的孩子撇除藥物的協助,老師只能在行為上教導孩子遵守規範、數「一、二、三;三、二、一」強迫孩子克制情緒,但生理上的限制讓孩子的學習吸收幾乎是零。

長期力不從心和「壞孩子」的標籤,大幅增加ADHD患者未來毒品成癮的危險性。2014年就有研究﹝10﹞指出,ADHD患者若是沒有獲得妥善的藥物治療,未來酒精濫用、吸食尼古丁、古柯鹼、大麻的比例是一般人的2.5倍。

「行為治療如果沒有配合藥物,根本沒效!」高淑芬感嘆,ADHD就是一種生理疾病,用藥可以改變大腦活性,注意力就會有顯著改善,接下來搭配行為治療和社會技巧的教導,孩子才有可能漸漸融入社會,「我照顧孩子的情緒都來不及,還要花大把的時間矯正家長的錯誤認知!」


如果我真的是精神疾病患者,妳還願意愛我嗎?


錯誤認知、延誤治療、拒絕用藥,加上ADHD普遍被貼上「壞孩子」的標籤,有二分之一的患者會把症狀帶到成年﹝11﹞。

「對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」這是陳皓(化名)與交往四年的女友相處時,最常說的話。忘東忘西、頻頻遲到,每次道歉都像個做錯事的孩子,無辜的表情更惹得女友一肚子火。

「我常常都氣到想分手!」女友有一次胃痛,陳皓心急如焚帶著女友去看醫生,路上經過文具店,卻被一款耳機吸引,完全忘了女友還在胃痛,「我當下就破口大罵,真的不知道他心裡還有沒有我!」

還有一次,陳皓去買晚餐,才剛剛打電話確認女友「想吃細麵、要有湯」,結果買回來的卻是「乾拌烏龍麵」!弄得女友既好氣又好笑,陳皓也只能抓著頭、滿臉歉意:「對不起,我忘記了。」

隨著年齡增長,過動和衝動的症狀確實會大幅改善,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ADHD患者依然會注意力明顯不足,尤其在執行功能、時間安排及日常生活規劃上出現障礙。

「對他們來說,生活就像是散佈在空氣中的散沙,沒有辦法像一般人一樣有結構地一一執行。」心禾診所精神專科醫師林佩縈解釋,「雖然外表看不出來,但其實他們內在一直都是處於一種不安寧的狀態。」

陳皓從小成績優秀,雖然愛動、坐不住,但在升學體制中走得還算順遂,已於去年順利錄取頂尖大學的研究所。他個性溫和,少與人起衝突;勤快好學、友善熱心,也深得老師、同學們的喜愛。

只是從小丟三落四就常常給身邊的人帶來困擾。母親早在他小學時,就帶陳皓去兒科檢查,醫生只要他「少吃巧克力」,也未積極治療。

長大後,丟傘、丟鑰匙、丟樂器、丟手機,不勝枚舉,讓女友不禁調侃:「以後要是有了小孩,出門大概會連小孩也弄丟了!」

話是這麼說,但當醫生在診斷書上寫下「Attention-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」(注意力不足過動症,ADHD)的時候,女友還是崩潰了。

「我好後悔逼他去看醫生!受困擾的人是我,為什麼吃藥的人是他?」

陳皓倒是挺鎮定,只是默默握緊女友的手:「如果吃藥可以把我愛的人都留在身邊,為什麼不試試看呢?」

台灣普遍以中樞神經興奮劑治療ADHD,圖為短效型的利他能(Ritalin)。

在淚眼模糊中,我彷彿看到成年以後的箭頭。ADHD患者若是沒有在適當的環境中妥善治療,未來要面對的,恐怕就是在親密關係中無止盡的挫折。

採訪結束前的最後一天午休,我趴在桌上小憩。半夢半醒之間,覺得臉上有熱呼呼的鼻息撲面,我從睡夢中驚醒。睜開眼,只見箭頭安靜趴在我面前,甜甜望著我:「姐姐!下午一點了,妳該起床了!」


註釋:

  1. 消息來源: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洪儷瑜
  2. 1967年,美國心理學家Martin E. P. Seligman以狗為對象,所做的一組實驗。
  3. 資料來源:衛生福利部(2015年6月)。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:注意力不足過動症。取自www.mohw.gov.tw/dl-1728-547a9d89-00e5-4e9e-b998-26cff0ee69e7.html
  4. 消息來源: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高淑芬
  5. 消息來源:宇寧身心診所院長吳佑佑
  6. 消息來源: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高淑芬
  7. 消息來源: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洪儷瑜
  8. 消息來源: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傅如馨
  9. 資料來源:高淑芬(2013)。家有過動兒:幫助ADHD孩子快樂成長。台北市:心靈工坊。
  10. 資料來源:Harstad, E. & Levy, S. (2014) Attention-Deficit/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Substance Abuse,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, 134, 293-301. Doi: 10. 1542/ peds. 2014-0992. 
  11. 消息來源:心禾診所精神專科醫師林佩縈